周德文：浙江样本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电(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社长郝江华、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执行主席周德文推荐)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聚焦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亟须突破和创新的重要方向和关键领域，明确了浙江示范区建设的四个战略定位和六大方面重大举措，提出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邓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去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十四五”规划对共同富裕也有部署，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进一步强调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为什么是浙江?
其一，浙江类似一个微缩版的中国。从地理区划看，浙江有“七山一水二分田”，既有城市，也有农村，农村户籍人口占了一半;此外，浙江下辖的城市，从第一梯队的杭州，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层级结构。浙江省内东中西部的探索，将有利于经验在中国的推广复制。
其二，浙江经济发展较快，人均收入排在全国前列，2020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6.46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
其三，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小，发展的均衡性较好。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最高最低地市居民收入倍差为1.67，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其四，浙江市场化程度较高，改革创新意识也较为浓烈。这些年，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快，再加上浙江民营企业比较发达，发展动力足，很多改革措施率先在浙江出现，进而向全国推广。在改革和发展方面，浙江积累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为其今天承担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说，中央对浙江的选择是经过充分的论证，也是令人信服的。
共同富裕是多层次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的富裕问题，涉及每一个人，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但不是均等化富裕，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比小康更上层次的富裕。共同富裕是不同区域的共同富裕。每个区域的空间条件和资源禀赋是不同的，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各个区域一定要区别对待，要因地制宜。
要实现共同富裕，针对不同的收入人群应该有不同的策略。
共同富裕要扩充“中等收入群体”在国民中的比重，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要扩充“中等收入群体”，其一是让就业更加充分、更高质量，要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其二是是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构建人才的培养培训体系;其三是需新增收入渠道，包括投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要素的价值变现。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其实是“扩中”的来源。政府需要创造机会、畅通制度、开放政策，让这个群体更多的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对于“困难人员”，《意见》提出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立健全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等困难人员生活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
比如，对于教育医疗资源的普惠问题，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成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探索建立覆盖全省中小学的新时代城乡教育共同体”、“加快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化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联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等措施;而对于住房问题，一方面，“针对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另一方面，“对房价比较高、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总而言之，从社会层面“兜好底”，解决中等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才能根本上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效落地。
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 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来源
浙江是数字经济先发地，2003年启动“数字浙江”建设，2017年底的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浙江若要保持全国经济第一梯队的“走在前列”优势，除了过去更多依靠民营经济和生态经济之外，今后要更多依靠数智经济。
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将这正在成为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来源。
近年来，“云上浙江”和数字强省成为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乌镇国家互联网创新发展综合试验区等一系列科技自主创新基地与平台，成为了浙江建设创新型省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
浙江将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推动社会结构、制度规则的系统重塑。在数字化场景下打造新型教育共同体、医共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载体，高效协同、联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共同富裕。
科技转化技术变现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浙江，地方与高校院所越发热衷于“技术变现”。
自2016年科技部批复浙江建设首个全省域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以来，浙江省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和“网上技术市场3.0版”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省已形成55家实体技术市场和135个网上技术市场的体系架构，同时形成了以“浙江拍”为特色的科技成果交易机制。
6月2日，浙江省科技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15条举措包含鼓励和支持高校院所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或者联合地方、企业设立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移、中试熟化的机构等方面，为高校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提供了指引和支撑。
加快科技转化技术变现，政府还需要畅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通道，鼓励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和知识产权联盟，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把区域优势进一步拓展，打造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技术交易平台。
高质量发展 中小微企业依然是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浙江的空间和潜力，在于产业不断迸发出的竞争力，这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截至2020年底，“浙江制造”标准累计达1979项，认证证书累计达1679张。2020年浙江省“品字标”企业营业收入9417.5亿元，同比增长4.6%;利润总额1186.7亿元，同比增长18.5%。
“十四五”期间，浙江省将推进优势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浙江省将实施产业链提升工程，围绕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滚动编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和协同创新项目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
在实现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中小微企业依然是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近年来，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创新实施融资通畅工程、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打造隐形冠军单打冠军“雏鹰行动”等一系列惠企政策，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提及浙江经济模式的成功时，往往离不开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特点，正是这种一村一业的经济模式带动了浙江小商品经济的发达。
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关键环节。这次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出台的《支持山区26县跨越高质量发展意见》就是给全省26个相对欠发达县送去的发展大礼包。其政策内涵包括：优化县域空间发展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布局，促进26县的人口集聚、产业协同、要素流动;支持26县重大项目建设，降低这些县重大产业项目准入门槛，对26县的基础设施、民生项目、优质文旅项目，给予40%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等。
日前，在浙江省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浙江106个行政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浙江省共同富裕百村联盟，旨在增进村际沟通交流、强化优势自愿互通、实现发展经验共享，推动强强联合，以强带弱，以富帮富，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营商环境颇具吸引力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近年来，浙江的营商环境颇具吸引力。在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等部门出具的《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好差评”)调查评估报告(2021)》中，浙江在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上位居第一;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评价中，浙江入选标杆数量位居第一;截至目前，落户浙江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87家;2021年1―4月，浙江实际使用外资74.7亿美元，同比增长50.5%，规模居全国第三。
数据显示，浙江全省共有市场主体834万家，2021年新增69万家，每8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是“老板”;浙江有96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800万浙商遍布全世界。
良好的营商环境背后，是浙江市场经济四射的活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将让民营经济拥有更广阔的舞台，业内人士表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构建高质量产业体系，需要健全支持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作者系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研究员、师董会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中国发展50人、中和正道集团主席)